期刊 / Beliefs
生物动力法：从信念到实证
专访拉菲罗斯柴尔德男爵酒业研发负责人曼努埃拉·拉夏佩尔。
对不起，没有符合你条件的帖子。
身为一名年轻女性，在波尔多顶级酒庄担任高层职位，本就足以令人瞩目；若再加上她对生物动力法的专长，以及某种“局外人”的视角，这个人只能是曼努埃拉·拉夏佩尔。
曼努埃拉的角色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在气候与经济压力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实践方式的当下。她常驻拉菲，担任拉菲罗斯柴尔德男爵酒业公司葡萄栽培与酿酒研发总监，负责统筹集团旗下十座酒庄的生物动力试验与农业生态项目。
曼努埃拉近期完成了葡萄栽培与酿酒学博士论文，其研究正建立在这些田间试验之上。论文题目是：《葡萄栽培中的生物动力制剂：从业者认知及其对葡萄藤与葡萄果实发育影响的分析》。
放心，听曼努埃拉谈起这项研究时，她那极具感染力的热情，会让它听起来一点也不枯燥。
“生物动力法浓缩了实践转变所面临的所有挑战。它关乎感官、信念，以及我们如何理解‘好的’葡萄栽培。”
一位拥抱精神传承的农艺师
问：作为一名科学家，是什么让你选择生物动力法作为博士研究主题，而不是更“传统”的葡萄栽培方向？
曼努埃拉·拉夏佩尔：一开始吸引我的，并不是生物动力法本身，而是“改变”这个问题。在拉菲，我们从2017年开始进行生物动力试验。我很快意识到，这些试验并不只是技术层面的事。它们会打破习惯、改变认知，有时甚至触及人们深层的信念。
生物动力法几乎集中体现了农业实践转变中的所有矛盾与困难。它关乎感官、信念，以及我们如何理解“好的”葡萄栽培。真正吸引我的，正是这一点：为什么有些改变很容易被接受，而另一些却会引发抵触、不信任，甚至嘲笑？与其说我的论文源于对生物动力法本身的着迷，不如说，它来自这种彼此拉扯的关系。
问：在信念、科学好奇心与怀疑之间，你个人站在哪里？
我成长于南美，那里的文化并不凡事都强调理性与逻辑。在南美，信仰融合十分常见。人们从小就在继承而来的信念、天主教与原住民传统自然交织的环境中成长。对我来说，多种理解框架并存，并不矛盾。
不过，我在法国葡萄酒行业工作，这里非常重视科学验证。而我自己，也接受过农艺学训练。
因此，我发现自己站在一个交汇点上。一方面，我能够接受感官或精神维度可能存在；另一方面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也清楚看到，提供可靠证据至关重要。
我需要认真对待葡萄种植者的感知与观察，同时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加以检验，包括试验方案、对照组、重复实验，以及研究发表。
“我的研究表明，生物动力法制剂确实会对葡萄藤产生可测量、可重复的影响。仅仅是‘它有效，而且能够被验证’这一点，就已经彻底改变了人们讨论它的方式。”
问：自博士研究开始以来，你对生物动力法的看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
起初，我更多将生物动力法视作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。对一些人而言，它近乎玄学；在另一些人看来，不过是一时风潮；也有人甚至将其视作一种带有宗派色彩的实践。如今，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种极具启发性的观察视角。
首先，它映照出我们的某种思维惯性：在法国，人们始终强烈依赖科学验证，来赋予一种实践以正当性。与此同时，它也让人看到系统性方法的力量。围绕生物动力法展开研究时，我们也进一步触及了许多相关议题，包括生物多样性、覆盖作物、树木、农业生态学，以及人在整个体系中的角色。
最后，我的研究证明，生物动力法制剂确实会对葡萄藤产生可测量且可重复的影响。而这一事实本身，已经改变了这场讨论的性质。
生物动力学制剂：可被测量的真实影响，绝非江湖骗术
问：如果用简单的话概括你的论文，你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什么？
核心问题是：生物动力法制剂是否真的会对葡萄藤和葡萄果实产生影响？如果有，是怎样的影响？我的研究并不是讨论生物动力法的全部，而是聚焦其中最具代表性、也最常受到质疑的一环——那些经过搅拌后喷洒在葡萄藤或土壤上的制剂。
研究目标有两层：一方面，理解业内人士如何看待生物动力法——包括他们的认知、抗拒与信念；另一方面，则以严谨的生物学研究，考察这些制剂对葡萄藤生理状态与葡萄果实的实际影响。
“在乐王吉古堡，这座占地20公顷的葡萄园自一开始便100%采用这一方式管理，也体现了团队对此的坚定信念。”
问：具体来说，你是如何测试这些影响的？
我们在拉菲罗斯柴尔德男爵酒业公司旗下酒庄开展了多项试验，主要集中在拉菲罗斯柴尔德酒庄和乐王吉古堡。
在拉菲，我们选取了卡许阿德高地上一片四公顷的试验地，以交错条带的方式进行设置：一条藤列接受生物动力法制剂处理，下一条则不使用制剂。另有十一公顷葡萄园也会施用生物动力法制剂，但不采用交错条带对照。除此之外，所有条件均严格保持一致，有机种植方式、处理措施、葡萄园管理方法以及各项干预的日期，全部相同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项试验并非设在边缘地块，而是在历史上一直用于酿造正牌酒的核心区域展开。乐王吉古堡则自2017—2018年起，全园100%采用生物动力法管理，但内部不另设对照组。
随后，我们对葡萄藤生长、水分调节、防御性化合物的合成、葡萄成熟过程，以及最终葡萄酒的表现进行密切跟踪，包括对不同地块分别酿造，并组织盲品。
问：你在葡萄藤上观察到了哪些明显的影响？
我们看到几项相当一致的结果。
营养生长有所延缓：每根新梢上的节间数量减少，树冠生长更受控制，但并不影响葡萄藤的长势或叶片面积。
天然防御化合物增加：二苯乙烯类多酚（例如白藜芦醇）含量更高。
水分调节方式发生变化：葡萄藤的表现仿佛承受了更强的水分压力，却没有真正启动胁迫反应。这说明它的用水效率可能有所提升。
成熟过程中，葡萄皮降解速度减慢，因而能够保持一种更“年轻”的状态，也降低了受到病原体侵袭的风险。
换句话说，整个系统的时间节奏被轻轻推后了：生长更慢，防御更强，成熟动态也随之改变。这为未来打开了不少有希望的方向，尤其是在协调不同成熟指标，或提升葡萄藤对气候压力的韧性方面。
“在酿造完成六个月后，品鉴者能够区分‘有机葡萄酒’与‘有机种植加生物动力法制剂’葡萄酒；但经过十八个月陈年后，他们便无法再分辨二者。”
问：这些差异在葡萄酒中可以察觉到吗？
可以，但十分细微，而且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。我们组织了约四十人参与三角盲品。酿造完成六个月后，品鉴者能够区分来自处理地块与未处理地块的葡萄酒；但经过十八个月陈年后，无论在香气还是口感上，他们都已无法分辨二者，尽管酒液颜色在分析数据上仍存在差异。
这指向了葡萄酒中的胶体基质，也就是果胶、胶体等悬浮于酒液中的物质。它们会影响颜色、质地与口感。生物动力法制剂或许会随着时间影响这一基质，这也值得进一步研究。
不过，相比其他因素，例如橡木选择、陈年、酿造方式与风土，生物动力法制剂对拉菲这类伟大葡萄酒最终风格的影响，依然非常细微。更深层的改变，其实发生在别处：它改变的是人们理解与管理葡萄园的方式。
“我们将同样的牛粪分别埋入塑料、陶土、牛角等不同容器中。出土时，只有牛角中的牛粪发生了显著转化。”
从玄学争议，到严谨试验
问：人们提到生物动力法，常会想到牛角石英制剂、埋入土中的牛粪，以及依循月亮周期的农事历法。你认为最需要澄清的是什么？
我们使用的制剂其实相当简单。其中两种由鲁道夫·施泰纳提出。一种是牛角石英，即将研磨后的石英粉装入牛角，并于春季至秋季埋入土中，另一种是牛角粪制剂，即将新鲜牛粪装入牛角，并于秋季至次年春季埋入土中。第三种玛丽亚·图恩的堆肥，则是较晚近发展出的制剂。
牛角常常让人感到震惊。但当你亲自做过这个试验，所呈现出的变化会令你非常意外：只有埋在牛角中的牛粪会发生完整转化，呈现出林地腐殖土般的气息，质地近似软陶，也失去了最初的气味。牛角内部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，很可能与其结构或生物学特性有关。
重要的是，人们应该亲自去接触这些实践，而不是仅凭外界的刻板印象作出判断。
问：生物动力法常被视为一种“伪科学”。你的研究结果，为这场争论带来了什么改变？
我这篇论文最重要的贡献，并不在于某个具体的生理学细节，而在于它以科学方式证明：这些生物动力法制剂确实会产生可测量且能够重复验证的影响。
过去十年间，拉菲始终在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探索：我们是否正在走向某种纯粹玄学化的实践？而当这些真实作用被验证之后，整个讨论的氛围也随之改变。如今，我们已经可以在酒庄层面讨论真正意义上的“生物动力法策略”。
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已经被完全证明，或得到充分解释。但至少，生物动力法已不能再被轻易地一概斥为“伪科学”。其中有些部分可以被测量，有些则依然停留在假设、经验或直觉层面。我们必须接受这种灰色地带的存在。
“在拉菲罗斯柴尔德男爵酒业公司，生物动力法逐渐延伸为一套更完整的农业生态实践。”
气候、农业生态学，以及拉菲的实践应用
问：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，你认为生物动力法最大的潜力在哪里？
研究结果显示，葡萄藤面对病害与气候压力时，展现出更强韧性：抗病能力增强，用水效率改善，果实状态也更加稳定。
不过，生物动力法制剂只是其中一种手段；在应对干旱方面，它或许并非最有效。真正能带来更大影响的，是整个景观结构的调整：树木、树篱、池塘、覆盖作物，以及作物多样化。
也正因此，在拉菲罗斯柴尔德男爵酒业公司，生物动力法也因此逐渐延伸为一套更完整的农业生态与水循环实践，关注葡萄园整体环境的重建。
问：这些研究成果，如今是怎么用在各个酒庄的？
在乐王吉古堡，生物动力法自一开始便覆盖整个葡萄园；而在拉菲，目前约有15%的葡萄园使用生物动力法制剂，且集中于一片经过特别挑选的优质地块。
而这些地块一直用于正牌酒的酿造，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。
下一阶段，则是更系统性的实践，也就是将生物动力法制剂与生物多样性、农业生态实践、羊群放牧等动物参与方式，以及人力协作结合起来。这并非一次微小调整，而是在重新定义一座酒庄的样貌。
回归农业常识
问：你曾说，生物动力法并不是一种生活方式潮流，而是一种对农业常识的回归。你如何理解这一点？
人们常将生物动力法简单视作一种小众的城市潮流，或某种带有精神性色彩的话语。但事实上，施泰纳所描述的，是一种混合农场体系。牲畜、农作物、树木、树篱，以及人在其中共同存在。葡萄藤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
回到这样的模式，也是在重新赋予农作更完整的意义：不仅是修剪葡萄藤，还包括管理树木、树篱、牲畜与整个景观环境。这是一套要求极高、同时也极其具体的实践能力，让葡萄种植重新与其所处环境建立联系。
“我们真正需要恢复的，是一种农业常识，将农场视作一个有机生命体，并重新理解多样化种植的价值。”
问：最后，对于未来而言，你认为最大的挑战，以及最大的必要性，分别是什么？
最困难的部分，在于接受一件事：真正的改变，并不会仅仅依靠数据与技术论证发生，它更需要一种缓慢而长期的文化转变。
我们正在尝试让一代习惯于“整洁葡萄园”的人，重新接受更复杂、也更具生命力的景观；而这一切，又是在气候压力与经济压力同时存在的背景下展开。
真正必要的，是重新找回农业本身的常识，即将农场视作一个活生生的整体，在不同物种与景观之间协同工作，并重新理解多样化农业的智慧。
在怀疑与气候紧迫感并存的时代里，生物动力法与农业生态学最终不会因为某种宣言而被接受。真正能够推动它们的，是不断累积的证据，以及人们重新发现这份职业本身所蕴含的丰富性与意义。
人物小传：鲁道夫·施泰纳，生物动力法的创始人
鲁道夫·施泰纳生于1861年，是一位奥地利哲学家与教育家。他创立了人智学，这一思想体系融合了科学观察、精神性探索与个人发展。
20世纪20年代，面对农民对土壤肥力下降的担忧，施泰纳开设了一系列课程，由此奠定了生物动力农业的基础。
这些课程提出了若干核心原则，例如将农场视作一个有机生命体；也介绍了沿用至今的生物动力法制剂，包括牛角粪制剂与牛角石英制剂。施泰纳还对华德福教育，以及人智医学的部分理念产生了影响。
20世纪40年代，英国农学家诺斯伯恩勋爵在其著作《Look To The Land》中正式提出“有机农业”概念，其思想深受施泰纳生物动力法原则的影响。
